一九八四年，市面上流通最多面值最大的人民币只有十元，那时候有钱人的概念是‘万元户’。
谢槐安他爸靠承包鱼塘养甲鱼成为市里最早的‘万元户’之一。
后来有段时间网上流行‘为你承包一片鱼塘’，我们还开玩笑，说谢槐安他爸是最早给他妈妈承包鱼塘的人，放在现在，也算个霸道总裁了。
在那个年代，电视机是稀有物，就算是有一般也是黑白的，谢槐安家是整个市区最早拥有彩色电视机的家庭之一。
谢槐安家的这台彩色电视机也成为我跟他彻底熟络起来的桥梁。
这里还得提一个人，我哥沈夏。
一九八四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朱时茂跟陈佩斯的小品《煮面条》在全国大火。我哥对这个小品百看不厌，可我家当时又没有电视，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别人家看。
他好面子，不好意思一个人，每天吃完饭就拉着我去隔壁‘拜访’。
每每一进门，他就欲盖弥彰地叫一声：“谢槐安，我妹妹来找你玩了。”
谢槐安家的养殖事业做的不错，他爸妈过完年三十就开始忙起来，他几乎总是一个人在家。每次听到我哥的叫唤，他就出于客气出来迎接我们。
然后我哥大手一挥，说：“你们玩，不要管我。”
谢槐安多机灵，每每我们过来，他总客气问一句：“看电视吗？”
正中我哥下怀，然后我哥就坐在他家客厅拿着遥控器看电视，而我就在一边跟谢槐安大眼瞪小眼。
当时我为什么那么听话？因为我即将升入初中，而沈夏答应只要我配合他，他就把他最爱的一个皮夹书包给我用。
当时家里刚刚搬家，花去大笔开支，没有多少钱，不可能为我增添新的学习配件，我读小学在农村，用的是我爸不用的邮件包，这个包已经破到四处补丁，沈夏的书包我觊觎老早，我自然是主动配合他。
最初，我跟谢槐安实在不熟悉，他话又少，两个小孩子只能坐在沈夏旁边跟着他一遍又一遍看电视里重播的小品。
沈夏这人很神奇的一点是，无论任何东西，他重复好多遍都不会觉得厌。我不一样，看过的东西是最不爱看第二遍的。
在不知道看了多少遍那个小品的重播之后，我终于忍不住对着旁边的谢槐安道：“我们出去捡鞭炮吧？”
谢槐安对我的提议一脸惊讶，但迟疑片刻后，他还是点点头，说了句好。
我后来回想起来，才发现自己当时的行为是有些强人所难的。
谢槐安俨然跟我们这群小孩子不一样。
别看谢槐安家搞养殖的，他妈爸养他完全就像养小少爷。
他的衣服长期一尘不染，脸也是白白净净到出奇。跟他熟悉后，我发现他甚至有些洁癖。对于捡鞭炮这种脏脏的事情，他内心肯定是抵触。但他估计也是不想再陪着沈夏看小品，所以当时没有拒绝我。
新年，各家各户都点了鞭炮，雪地上全都是红色的鞭炮纸，这其中有些没来得及爆炸的鞭炮于我们这些小孩子就是宝贝。
我带着谢槐安在巷子里窜，跑上半天可以捡上满满一荷包。
这种红纸包的鞭炮里面的硝粉特别容易掉出来。我自己装的口袋脏脏不要紧，还要给谢槐安口袋装满。
亏得他那从小就习得的佯装镇定性格，不然当时准得骂我不成。
捡完鞭炮，我拉着他去河边放。恰好碰到秦梅枝他们也在河边放鞭炮。
秦梅枝看到我，立刻跑过来。
跟她一起的那群也是我们先前一起打雪仗的小伙伴。
比我们大上几岁的人叫做周涛，他旁边跟着个三岁的男娃娃，叫周海，是他亲弟弟，还有我们同龄的胖子陈国钟和小小年纪就戴上眼镜的王跃。
这几个人几乎组成了我整个年少时光。
我们沿着河岸一边放鞭炮，一边尖叫奔跑的画面至今还时常冒进我的脑海。
犹记得周涛胆子特别大。我们捡的那种鞭炮引子短，点燃到爆炸不到三秒，大家都是放好了鞭炮位置再点，就他敢拿在手里点燃了扔出去，还能把好几个拧在一起点燃。
那时候河里常有人撑起网阵网鱼，他不小心给人家渔网炸了个窟窿，末了还不准我们说。结果事情败露，人家渔网的主人挨个找上我们家长。
我被罚了在院子里打扫雪地，谢槐安他爸爸尤其严厉，拿了鞭子在院子抽他。
我在这边听着他在隔壁院子被打，他这家伙打小会忍，他爸的鞭子抽在他身上，他硬是咬着牙叫都不叫一声。
后来我向他传授经验，说我爸爸只要想打我，我就张嘴哭，他就不打我了。
他笑我没皮没脸，后来却也学我，谁知道他爸爸不吃这招，他越哭他爸爸打得越重，骂他没有男子气概，他后来就又调回沉默模式……
谢槐安被打后，我翻到墙头去看他。